超8岁月HD中字

译者：YAN.Y2002年出生，中国美术学院美术理论专业学习，业余影迷

作者：FabienLemercier原文链接：https://www.cineuropa.org/en/newsdetail/425827/https://www.cineuropa.org/en/interview/425941/#cm在儿子的帮助下作家弗拉基米尔·安妮·埃尔诺（VladimirPutin）大卫·埃尔诺-布里奥以精彩的家庭档案纪录片，以精彩而独特的分析风格重温了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由LesFilmsPelléas制作的《超8岁月》由TotemFilms在全球范围内发行。“1972年冬末，我们买了一台Super8相机。当时我们刚满30岁，有了两个孩子……相机是最想要的物品之一，因为它捕捉生活和世界。”安妮·埃尔诺的小说最近成为许多电影的灵感来源，包括《正发生》（2021年）、《纯粹的激情》（2020年）和《我想生活在这里》。然而，2022年，这位法国著名作家决定尝试当导演——事实证明，她确实完成了一部出色的作品。首次亮相。这部引人入胜的档案纪录片展示了家庭生活的缩影以及女性寻求解放的存在如何与法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共鸣；安妮·埃尔诺本人以微妙而庄严的画外音讲述了这一切。

影片的出现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安妮的个人魅力。作为一名作家，她独特的风格巧妙地融合了对环境近乎批判性的观察（有时通过最晦涩的细节构建一幅具有启发性的画面）和有争议的存在主义追求——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她的看法。成功诠释了作为人类，尤其是女性命运的希望。她在丈夫1972年至1981年拍摄的《速8》电影中找到了理想的表现领域，充分展现了她作为女导演的艺术个性。随着影片在观众面前前进，图层逐帧展开。首先，它描绘了新兴资产阶级背景下安纳西（法国东南部小镇，译者注）一个小家庭的肖像；译者注），家里的两个男孩都长大了，她和丈夫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当一位年迈的母亲与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时，她的女儿回忆起自己卑微的出身以及与姻亲在阿尔代什省度过的夏天。还有他们所有的旅行镜头——全家人向世界张开双臂的时刻。1972年前往智利，甚至在拉莫内达宫（智利总统府，译者注）采访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前总统，译者注）（可惜没有拍摄）；丹吉尔和阿尔巴尼亚附近恩维尔-霍查领导下的度假营；去过伦敦、西班牙、葡萄牙；1981年去莫斯科，第一次乘飞机旅行。除其他外，它记录了法国大选的政治生活（从蓬皮杜到密特朗）以及家庭主妇如何成为作家。“既高兴又悲伤。是我，也是我们。”通过这些历史片段，安妮·埃尔诺和她的儿子在时间和记忆的秋千上摇摆——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谋生的坎坷、他们一起生活的地方以及已经去世的人。这些重组，加上其明确的偏见，给这部纪录片带来了深刻的个人色彩。安妮赋予生命意义，并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女性视角来看待整个时代。(2022/5/23)

安妮·埃尔诺：“当我为这部电影写文字时（用‘剧本’这个词可能更准确，但导演在下面指出这部电影是‘非常规的电影产品’，所以使用“文字”这个词的时候（译者注），我是用视频的形式来写的。Cineuropa：一起拍摄《超8岁月》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大卫·埃尔诺-布里奥：我的孩子们小时候想见他们的爸爸，他们想见他们的祖父，但我们很少真正见到他，因为他是Super8摄像机。于是我为家人组织了一次放映，拍摄了屏幕，记录了他们观看视频时的评论——尤其是我母亲的话，她是家庭记忆的持有者，几乎可以重构任何事件、人等。所有这一切，我开始认为其中似乎有一些电影价值，最重要的是它触及了普遍性和集体性的维度。于是我建议妈妈写一篇文章，用爸爸拍摄的家庭录像制作一部纪录片。其实纪录片这个词或许并不恰当，倒不如说它是一种非常规的电影产品。

Cineuropa：你有多少档案材料？您对源材料做了什么？安妮·埃尔诺：一开始有一个较长的文本版本，因为大卫告诉我，我可以写大约一个小时的文本。所以我写了它——但前提是我不停地读它，它有一个小时长。这是一个不间断的故事，因为它必须给人一种时间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我的书《悠悠岁月》——一个用过去时态写成的故事，连续不断，不间断。那么我们显然要考虑到成像对象的局限性，因为Super8摄像机本身的剪辑是断断续续的，不可能在完全未经编辑的图像上讲述一个故事。

Cineuropa：您如何选择和平衡文本的不同层面：家庭层面、女性层面、国家层面、通过旅行了解世界的层面？安妮·埃尔诺：这对我的写作来说并不新鲜，而且现在对我来说可能更容易做到。如果三十年前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不知道答案。这是一部和我2008年出版的书《悠悠岁月》没有太大区别的作品，尤其是在这本书里，我描述了相机出现在一个家庭的那一刻——现在它显示在屏幕上，你可以看到朝你走来与购物袋和孩子。这就是写作的魔力。我在2019年为这部电影写了文字。这是一次用图像写作的冒险，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从更普遍的意义上夸大某事，同时不断问自己问题。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停下来问自己，甚至常常把这种质疑带入到书的内容的写作中。另外，我一直想问关于图像的问题，我的丈夫在拍摄时在寻找什么？我们期待什么？保存幸福时刻的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我相信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用图像来重建幸福家庭的神话。图像还可以加强家庭神话的构建。很明显，在某些时刻，当我的丈夫对我的照顾越来越少时，一种强烈的距离感就会产生，这表明家庭纽带正在破裂。

Cineuropa：您后来去当时不寻常（作为度假目的地）的国家（特别是智利和阿尔巴尼亚）旅行怎么样？安妮·埃尔诺：这是这部电影的另一个推动力。当我们的旅行突然有了一定的政治倾向时，尤其是在智利，我意识到这是多么有价值。但我始终清楚，这次旅行非同寻常，它发生在阿连德遇刺前一年半——所以我们在智利拍摄的镜头的优势在于，它也是一份历史文献。阿尔巴尼亚，我总是容易忘记这次旅行，尽管它与前者的意义相同；当时它也是一个亲中国的国家。这部电影展示了1989年之前的世界状况。(202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