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味道

  • 纪录片
  • 70分钟
  •   一家自营茶厂的工人们决定逆流而上,遵循自己的规则。问题是: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中,你如何规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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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自营茶厂的工人们决定逆流而上,遵循自己的规则。问题是: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中,你如何规划、工作和生存?例如,一次一天。在一个由利润统治、剥削弱者为主的世界里,这部电影确实提供了一套替代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未来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正如《希望的味道》仔细而准确地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改变与生产和劳动的关系,仍然可以做很多事情。电影制片人没有做出宏大的姿态或政治声明,而是通过镜头和深思熟虑的剪辑来了解如何将共同存在的新可能性交织在一起。结果是一次出色的观察练习。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愿望,一本关于自卫和抵抗的小手册让员工保持低调。确实是一种希望的味道。
《希望的味道》2019 年上映的电影,由 Laura Coppens 执导,

  • 《希望的味道》:在工厂车间跳支舞又何妨?7个月前
    今年6月初,英国70家公司的3300名员工开始试行每周工作四天,引起全球关注。有媒体报道称,这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短周工作实验,将持续六个月,期间员工工资保持不变。羡慕之中,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减少一个工作日并不意味着减少工作量。在六个月的试用期内,如果员工无法在四天内完成原定五天的工作量,工作制度仍将恢复原定的五天工作量。
    此类新闻事件每次都能引发广泛讨论,其实际反映的是人们对工作的普遍焦虑。工作已经成为时代的痛点。每当我们谈论它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总是剥削、过度劳累、消耗和倦怠。
    当工作制度短期内无法消除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探索出一份让人保有尊严和热情的工作呢?纪录片《espoir》(Le goût de l'espoir)提供了一个可以拓展我们对工作想象力的例子。
    《希望的味道》关注位于法国南部芒高市的茶叶合作社SCOP-TI。它的前身是联合利华旗下的一家工厂,超市里常见的一些立顿茶包就出自它的生产线。
    2020年,由于经营状况不佳,工厂面临搬迁的命运。工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占领了工厂并试图寻找替代方案。
    经过1336天的奋战,2014年,剩下的46名工人获得了工厂的经营权,将工厂改造为合作社,创立了自己的新品牌茶包,并以奋战的天数命名为“1336” 。
    成为主人的工人们在把生产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分工?如何分配?你想听谁的?
    纪录片导演劳拉·科彭斯并没有关注斗争的狂热。相反,她走进合作社转型后的工厂,用近两年的时间记录转型后工人们的日常工作。 。
    一位工人表示,合作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作是快乐的”。没有老板,没有上下级关系,切·格瓦拉的脸随处可见,会议室的名字是“卡斯特罗”。工人们会在休息时间聊天,邀请异性同事跳舞。他们说,“跳舞不会让你少干活”……影片一开始,就呈现出乌托邦般和谐美好的场景。
    随着镜头深入工厂,其背后的问题慢慢暴露出来。
    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组织本身。我们既然成立了合作社,就要追求公平、民主,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开会、谈判。联盟成员各有各的看法,有时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也无法达成共识。合作社这种强调自治的组织方式如何平衡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另一个主要瓶颈在于市场。产品包装和营销理念陈旧,小工厂人力物力有限,聘请不起市场专业人士。如何在市场竞争中与大企业竞争?
    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构成了本片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
    在组织方面,工人们从决定成立合作社的一开始就面临着挑战。正如片中一位女工所说:人们总是习惯于完成任务,合作社需要更积极的努力。每个人的决定都会影响工厂的命运,工人们必须摆脱以前的“管理-服从”模式。
    导演在放映后补充道,工人们会每月和每周召开会议,以保证充分的沟通,但为了提高决策效率,他们还自发选举了一位厂长(片中白发的那个)作为他们的领导。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迫切的需求。
    但影片中的一些工人表示,他们没有充分参与讨论,他们的声音没有被足够听到。效率与民主的平衡是合作社始终要面对的难题。
    在市场方面,合作社已经在尝试与大企业区分开来,走不同的路。例如,他们不使用添加剂,而是使用纯天然成分进行调味;又如,他们非常重视与当地的联系,与原本面临停产的茶叶原产地达成密切合作,互惠互利。
    但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突围,合作社的力量还是太弱了。除了规模和效率的限制外,另一个原因是工人的平均年龄较大。该负责人表示,这是因为合作社的工资与大公司相比仍然较低,而且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加入。团结的理想能否传承并吸引年轻一代加入还有待观察。

    有趣的是,导演劳拉·科彭斯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工厂是她的观察点。然而,她选择以纪录片而非学术论文的形式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她以学者冷静的视角分析了合作运作的机制。这种内敛克制的做法让人想起了怀斯曼。几乎没有采访,也没有摄影师的参与。他们只是静静地观察工人的日常工作、机器的操作、工会的讨论、超市的销售等场景。
    事实上,这个合作社在法国颇有名气,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但劳拉·科彭斯 (Laura Coppens) 停留的时间几乎是最长的,达到了 18 个月。刚进工厂的时候,她没有带任何理论假设。相反,她亲自进入茶包研发的实验室,参与流水线工作,边做边观察。即使在最初的三个月里,她也没有拍任何照片,只是干活,与工人们建立了更深的信任。因此,她能够比其他媒体更深入地深入合作社,甚至被允许参加工会内部会议,拍摄到许多有价值的素材。导演还尝试邀请工作人员一起看素材,并征求他们对剪辑的建议。让她惊讶的是,工作人员并没有要求删除一些有争议的片段,而是表达了他们的惊讶:他们平时接触到的更多是采访式的拍摄,我只是在镜头前回答问题。他们没想到平凡的日常场景可以如此严肃地呈现。
    虽然是一种旁观式的记录手法,但影片的片名和素材的剪辑思路已经体现了导演对于合作社这种经济形式的积极乐观的态度。映后,导演指出了她乐观的根源:她的祖母是东德人,这让她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一直渴望工人的自我管理。
    在法国,合作社并不是一种小众经济模式。甚至还有专门的法律为合作社的运作提供制度保障。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合作社还是一个略显陌生的概念,有时会与上世纪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合作社相混淆。 SCOP-TI茶叶合作社的生产实践和视频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正如片名所言,带来一丝“希望”。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2022年1月15日歌德学院映后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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